透明玻璃窗：荷兰式开放与被“静音”的中国留学生

罗兰·巴特在其散文集《恋人絮语》中写道：“当高架桥上的火车经过荷兰的大城市时，旅行者的凝视便坠入那些无窗帘遮掩、明亮通透的室内房间。房内的每一人似乎都在忙着自己的私事，仿佛窗外经过的成千上万的游客见不着他们似的。”

的确，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外围的居民区遍布了几乎代替了整片外墙的大玻璃窗。似乎是因为常年多云多雨阳光稀少，荷兰居民也并不怎么把窗帘拉上。常常在街上走着，头一偏朝左右侧的大窗户内一望，就可看见有人刚下了班正像蚕丝剥茧般褪去束缚自己的西装、领带、皮鞋，毫不在意窗外人的眼光与惊扰，仿佛在玻璃窗之外还隔着一层肉眼不可见的结界将其包裹起来使得他们可以如此安心得“暴露”自己的隐私。

荷兰一直被视为一个自由、民主、开放、多元的国家。阿姆斯特丹的居民中仅有44%是荷兰公民。然而正如那层肉眼不可见的结界将室内的人保护起来使得其可毫无忌惮得在众目睽睽之下更衣，荷兰公民似乎也被层层国家政策、欧盟政策保护着，使得这自由、多元在“外人”眼里禁不住仔细考量。

这热情持续时间虽短，却将不少积压已久的问题带到了台前。不少学生在表达愤怒的过程中表示会有时不时在课堂上“插不上话”的感觉。阿姆斯特丹大学媒体学院学生CC表示自己不怎么在课堂或小组讨论中发言的理由主要是“听不懂”，或者“讨论的话题不感兴趣”，以及“英语口语差怕问题说不清楚于是就不说了”。CC甚至遇到过小组讨论中其他组员全用荷兰语交流且若CC不问他们讨论内容，他们也不会主动翻译给CC听的情况。然而CC表示也能理解荷兰学生：“荷兰人眼里留学生还都是以欧洲学生为主的，差别不大，沟通也没障碍，所以不会因为你是中国留学生多考虑你一点。”社会科学学院的中国学生TT也表示自己在课堂上“会有碍于自己口语没有其他学生好而选择不做声的情况”。然而TT并没有“被歧视”的感觉：“我还没有遇到明显歧视的，大家都是学社会学的，我只是觉得有的老师视角窄，但这和研究无关，所有人的选题都是窄的”。人文学院的JJ也表示“插不上话”往往是因为“没有共鸣感”，“英语不好”或者碍于翻译不便：“其实我也可以讲对中国人同等重要的东西，什么老子、孔子的句子，但是欧洲学生应该也不会感兴趣。而且就算切题，也会担心自己有卖弄的嫌疑，翻译描述又有一定难度，所以不愿费力。一来二去，就真的成了光听不说的人。”而JJ也表示在以亚洲或者中国为主要话题的课上，中国学生的话语权似乎比欧洲学生还要大一些，老师与同学会对中国学生的发言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此，JJ表示不排除有“东方主义”的嫌疑，即欧洲老师与学生表现出兴趣纯粹是因为中国学生的“异国风味”（exoticism）或者中国学生的发言戳中了他们对中国某些负面形象的预期。

如上所述，中国学生“噤声”的情况的确可见于荷兰高校。荷兰人一向以“立论争辩”为主要学习方式或者讨论方式。我辩，固我在。在长期“立论争辩”的氛围中，荷兰学生养成了思辨速度快，以及语速快的习惯。而“立论争辩”的习惯不仅仅局限于荷兰学生，西欧主要国家英国、德国、法国都有着“辩论”传统。得利于荷兰语与英语的相似性，荷兰与英国地理上的接近，以及重商主义国家教育体制对“英语教学”的偏重，荷兰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高于大部分不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学生，甚至可与英语母语者相当。在说话如子弹连续发射的荷兰学生的“重攻”之下，一直被教导“谨言慎行”、又因为种种体制原因英语水平无法达到与荷兰同学同样高度的中国学生便渐渐“被静音”了。而当课堂内还坐了不少英国、美国等英语母语国家学生的时候，中国学生就“被消音”得更彻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