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做门窗，最喜欢读加缪的《异乡人》

北京双桥像一个江湖，每日来往着各行各业务工的人，其中包括来自江西安义，做门窗生意的老杨。老杨17岁的儿子军军读高中，在题海挣扎之余帮父亲代理门窗品牌，他懂事，也想把书读好。

但作为典型的留守儿童和“寒门学子”，军军依旧在教育选拔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纠结过后，他放弃读大学，继承了和父辈相同的宿命——来北京做工，在奔波中不断消磨他少年时期的理想。不忙时，军军爱读加缪的《异乡人》，他尤其喜欢书中的一句话：“我知道这世界我无处容身，只是，你凭什么审判我的灵魂？”

像军军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他们就生活在我们每个人的附近。他们作为“小镇做题家”长大，作为“打工人”在底层漂泊，他们是游离在城市边缘的异乡人，无法返回家乡，也融入不了庞杂的都市生态，就这样“悬浮”在社会上。

下文选摘自严飞所著《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经出版方授权推送。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保罗·威利斯在他的代表作《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里，曾经探讨了这么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工人阶级的孩子甘愿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从事那种薪酬少、社会地位低的体力工作？

在威利斯的分析中，文化在塑造“社会藩篱”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工人阶级的孩子会主动去学习一套工人阶级特有的文化习惯，比如抽烟、酗酒、打零工，并有意识地将之作为对中产阶级文化的一种挑战。这一选择无形间巩固了既有的结构，让他们乐于把父辈的体力劳动延续下去——“我知道我很蠢，所以我下半辈子就应该待在汽车厂里把螺母一个个拧到轮子上去，这公平合理”。

保罗·威利斯《学做工》/译林出版社/2022-2

威利斯《学做工》中所描绘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但是背后所展现出的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在军军的人生轨迹里也可以看到影子。

军军的爷爷在浙江打工做门窗，军军的爸爸继承了爷爷的手艺，来到北京继续做门窗生意，而爷爷则回老家照顾留守的军军。读高中时的军军，尚且期盼着可以通过努力学习改变命运，成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现实的命运却把他推回到了尘土飞扬的工地上，跟着爸爸学做工，在门窗这个行业开始了摸爬滚打。

对于三代都在从事同一个行业，军军告诉我，他的弟弟正在老家上小学，妹妹上初中，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他们好好学习，不要都干门窗这一行，可以实现自己曾经无限接近但最终掉落的读书梦想：“如果干这行硬是要有一个人的话，我一个人来就好了，你们就读书去。在学习方面我也会尽可能帮他们一点，比如题目之类的。考试没有考好，也会适当地跟他们疏解一下。希望他们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面对未来，军军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得不接受老家传统的婚育观念，也许再过一到两年就会结婚生子。等有了孩子，他希望可以从小就让孩子跟着自己留在北京，因为大城市的教育资源好，他不想再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像他一样的留守儿童。但这个年龄的军军并没有办法去理解，因为户籍制的壁垒，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诸多公共服务的供给仍然主要面向城市户籍人口，还未有效覆盖到流动人口。尽管当前户籍制度在部分城市中已经得到松绑,但是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根本性制度却并未出现实质性的改动。

换言之，一个更有可能的未来，是军军的孩子只能待在老家成为下一代留守儿童，在亲子分离中默默地忍受孤独；军军的爸爸像军军的爷爷一样，回到老家承担起隔代抚育孙辈的责任，而军军继续在北京打拼和奋斗，并在漂泊中不断消磨他少年时期的理想。向上流动的通道一直都在，只是需要攀爬的梯子越拉越长。与此同时，军军也充满了矛盾，依旧心有不甘。

当我再三追问他，是否真的愿意继续从事门窗这个行业的时候，军军非常诚恳地告诉我：“我不是很想。”他也曾经尝试着自己去打工，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在超市和餐馆里做服务员，但由于每一天都被老板当成最后一天上班那样拼命地派活，完全没有自己可以掌控的休息时间，就没有继续下去，转了一圈还是回到了门窗这个行业：

干这个确实很累，心也累，你要担心工人会不会因为你给的工资低，到别人更高（工资）的地方工作。然后就是行业竞争，我们做门窗已经很多人做了，装修公司那边也有人做，所以现在不太好做，我不是很想干这一行。我自己也在想，我不干这行，我可以去干什么？没有想到别的，感觉都不太行，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打消了那个念头不是打消了想别的想法的念头，还是想的。

因为如果我去做别的事情，可能有点困难。确实人生有意义的事情很多，每个人确实不一样，但我可以把握眼前，我不能把眼前这个东西丢掉，我总得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如果我做别的事情，寻找人生别的方面，结果却是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或者不是那么顺利，我还可以回来继续做（门窗）这一行，虽然说有一点不愿意。

对于军军的爸爸老杨来说，虽然内心深处期望儿子可以考上一个好大学，但如果没能如愿，跟在自己身边帮着打理业务，也是一个相对安稳、至少看得到明确未来的选择，毕竟自己在北京做门窗这一行已经快20年，积累了很多客户和工厂资源，如果儿子再走别的路，又得从零开始。特别是在没有学历背景的情况下，道路会更加辛苦。

从这层意义出发，“学做工”，其实不仅仅在于“学”，更要有人手把手地“教”。

《我11》

父亲虽然没有明确地说出来，军军自己也明白：“我觉得我爸爸他对孩子的期待，就是那种不说出来的。他心里对我们的期待是很大的，但他就是不说。我这么大我肯定都懂，他就是不说，他也希望我们能有自己的一份事业，自己能养活自己。他肯定是想我上一个好大学，所以才让我联系您。可能就是我没有考好，他觉得让我来干他那行（做门窗），可能算是安慰我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说得真实一点，他只希望我走他的路。他很怕我累，觉得别的路肯定要从零开始，但走（做门窗）这条路有这么多人帮你。”

军军又比父亲有想法，想在门窗行业上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他仔细想过，家里代理了一个门窗品牌，每年都要付出数额不菲的代理费用，但门窗这个行业大品牌实在是太多，如果自己创立一个新的品牌，因为品牌很小，就很难在市场上被客户认可，所以只能继续走代理路线。

我们门窗方面，花点时间去搞懂它，或者说创造一些商机，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提供更好的服务、更高质量的门窗、断桥铝，这样别人可能就会相信我们。

自己也在慢慢地做规划，学一些别的语言或者学一点电脑，稍微懂一点，因为我们家确实也没有这方面的倾向（做到国外），所以说自己学一点。用电脑可以帮我们家生意引进来，我觉得在电脑上做那些可以赚钱的工作，时间特别的自由，自己安排，不用每天安排那么紧，或者因为某些事情感到特别焦虑、担忧之类。

《做工的人》

同样是学做工，在不同时代成长的打工者对于职业发展的定位、追求人生目标的手段呈现出异质化的发展趋向。以军军为例，他对专业技能有着更高的需求，所以才会自己主动去学习日语；同时他又对新技术有着足够的敏感，渴望借助网络平台拓宽新的销售渠道。

无独有偶的是，一份《2021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调研报告》就发现，在“95后”新生代农民工中，有高达69.1%的被调查者渴望获得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只是在公共教育体系的供给端，却鲜有能做到精准定位打工者的职业技能需求，提供出多样化、个性化的优质课程的机构。一直到现在，军军还在独自摸索，就如同高三时一样，努力寻找着一套可以提高学习成绩的技能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