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在敌机轰炸中发稿的新华社编辑部
1951年1月下旬，新华社特派国内部军事组组长普金入朝，建立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由志愿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李唯一兼任社长，普金任专职副社长，是总分社的实际负责人。
从入朝后到1952年上半年，大家每天只吃两顿饭，伙房在山下，大家轮流下山打饭。一次下山打饭，一枚哑弹让朱承修逃过一劫。
“那天9时多，当我拎着一桶饭一桶菜上到半山腰时，两架黑乎乎的‘野马式’飞机突然低飞着冲过来。我把两个桶一放，就滚到旁边排水沟的草丛里。”朱承修眼见着飞机上的机枪手朝自己射击，子弹从头顶飞过，还没等人跑开，又有两架飞机呼啸而来，发射的一枚火箭弹就落在离他20来步的山坡上。“火箭弹竟然没有爆炸，我赶紧拎桶上山。那次，政治部驻地山沟里共落了20多枚炸弹。后来，司令部派工兵扛走了那枚细长的火箭弹。”
他记忆中的又一次危险时刻，是1952年的8月5日。
一天晚上9时左右，一架美军B-29轰炸机投下的炸弹突然在离掩蔽部几米的空地上爆炸，窗户纸被震成碎片，蜡烛被震灭，桌上的稿纸飞了一地，大家马上飞奔进洞。
“同事丁德润和我坐在最里面，要把地上的稿纸一张张摸起来。当我最后进洞时，第二批炸弹掀起的泥土石块就打在我们背上。洞里冬暖夏凉，夏天也要披棉袄，当时幸亏有棉衣在身。”
朱承修回忆，进洞后大家点起蜡烛看稿，头顶不断传来爆炸声，有点儿像打闷雷，烛火也被震得飘动起来。直到第二天，大家才发现掩蔽部外被炸出一个大坑，但只损失了一个破脸盆。同志们说：“如果那炸弹不是偏了几米，总社就得重新派人来接替我们的工作了。”
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的很多工作人员都有过同炸弹、机枪子弹擦肩而过的经历。一次，机要组组长连培生回安东，由于坐在一辆吉普的最后排，人太挤，两脚只能翘在车外。结果中途遇空袭，一梭子弹下来，只觉得脚一震，下车疏散时感觉走路不对劲，才发现一只鞋的后跟被打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