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界先锋

在阜阳，如果让当地人推荐美食，回答“格拉条”者，十之八九；如果午时走进一家格拉条餐馆，大多食客络绎不绝，无论男女，不分老少。

阜阳人对格拉条的喜爱，如同当地音乐人刘天伟在《格拉条之歌》中描述：格拉条长格拉条香，一顿不吃肚子里头急哩慌；曾经，一家外地餐饮公司申请注册“格拉条”商标在阜阳激起“民愤”，引发了一场持续多时的“商标保卫战”。

百度地图显示，以阜阳市政府为中心，半径2.5公里范围内，有100多家以“格拉条”命名的大小餐馆。可在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2月，几乎所有格拉条餐馆闭门谢客，往日景况不再，一碗稀松平常的格拉条，竟成了很多阜阳人的奢望。

但就在这个月，一家名为“喜九幸福里”的餐饮企业与爱心人士、多名义工联手，为“疫”线人员送去了3300份格拉条。

当“爱心哥”找到“门路”

最先想到给“疫”线人员送格拉条的是“爱心哥”。

爱心哥说，疫情之下，他所在的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在家多日无所事事，吃嘛嘛不香。彼时，他的部分亲戚、朋友仍在卡点坚守，三餐不定，常以泡面充饥。

“卡点条件艰苦，风餐露宿，如果能吃上一碗格拉条，应该是很幸福的事！”爱心哥拿起手机，给以前常去两家店老板打去电话，对方以“政府管得紧”，或担心安全为由，婉言拒绝。

2月9日晚，他向阜阳义工路政求援：“我出一万元，不论多少份，你们找人做，送到一线就管了。”爱心哥强调，他的唯一要求是“送给‘疫’线人员”。

第二天，路政向阜阳“喜九幸福里”合伙人门路转达了爱心哥的想法。此时，包括喜九幸福里在内的当地多家餐饮企经有关部门批准，从年三十开始，为医护人员提供免费爱心餐。

“我们店负责供应包子、稀饭、豆浆，当时没有格拉条。”接到路政的电话后，门路觉得是好事，他清点了店里面粉存量，联系上做格拉条的师傅侯玉杰。

这位现年58岁、做了20年格拉条的侯师傅，在门路创办“喜九幸福里”之初，就来到这里做格拉条。他没说二话，第二天一早便戴上口罩，从出租房赶到店里。

在老侯印象中，格拉条是上世纪八十年出现的。那时，老侯是颍泉区闻集粮站的职工，农村人普遍贫穷。夏天的时候，人们用铁皮砸几个洞，再把面揉好从铁皮洞里挤出来，煮熟后用凉水过一下，放点盐和蒜泥就吃了，“做起来特别费劲”。

2000年，老侯从单位下岗后，以卖格拉条营生。他说，制作格拉条的技艺经过两次改进，由人工和面、手动操作千斤顶压面，到如今由格拉条机器和面、压面一体化，既节约了体力，又提高了生产力。

从当初单一的蒜泥，到芝麻酱、黄瓜、豆角、芹菜、榨菜、碎花生、荆芥……随着配料的日渐丰富，格拉条的口感和营养也不断提升，好这口的阜阳人也越老越多，以至于“吃饱喝足嘴一抹，啥都不想”。

穿越全城的爱心搏“疫”

在喜九幸福里，单份格拉条的价格为10元，一碗鸡蛋茶（煮格拉条的水冲鸡蛋）2元，配料及打包盒3元。也就是说，一份标配格拉条的外卖价为15元左右。而门路给爱心哥提供的价格是10元一份，即10000元可供应1000份格拉条。

做格拉条的侯师傅找到了，价格也谈妥了。那么，哪些“疫”线人员想吃？谁来送？

在门路承诺供应格拉条的当晚，路政和另一位义工张春梅便通过微信群了解需求。没想到“送格拉条”的消息一出，几个微信群里都炸开了锅。路政觉得，并不是因为免费赠送，而是疫情之下，大家念想着许久没有尝到的那个味儿。

每确认一个“疫”线卡点，张春梅都记下该卡点的具体位置、送餐时间、对接人、份数。逐一统计清楚后，她会在前一天晚上把上述信息发给门路。

第二天上午，路政和张春梅会提前来到喜九幸福里（西苑店），帮忙清点各卡点所需格拉条数量，并跟车配送。

活动开始的前两天，需要配送的卡点和份数不多，门路调来配餐车和驾驶员，基本保证能在一个小时内将爱心餐送到所有卡点。但随着后期卡点数量和送餐数量成倍增加，配餐车和他的私家车显然不能满足配送需求。

“本来天就冷，大家就想吃一口热乎的格拉条。如果从做好到送到卡点超过40分钟的话，格拉条的口味会大打折扣。”为此，路政又在微信群里寻找送餐义工，条件是：有车、有时间、家人支持。

后来，包括阜阳移动公司职工徐丹丹、务工回乡人员武中彪在内的六、七名义工加入到送餐行列中。大家每天上午11点前赶到九幸福里（西苑店），在接受体温检测和人车消毒后，进店记下当天的送餐点和对接人，以最快的速度将打包好的格拉条送到一线防控人员手中。